35 Jahre Tiananmen und Mauerfall - Chinese

東德領導層公開支持中國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將天安門廣場的和平抗議稱為「反革命暴亂」。這一立場引發了許多反對派成員對東德可能實施類似「中國式解決方案」的擔憂。
儘管如此，這些成員仍以多種方式抗議中國的暴力行動，他們向中國大使和東德政府撰寫公開抗議書，組織哀悼和聲援活動（如「鼓聲禁食」）以及示威遊行。
抗議行動不僅局限於柏林，反對派還利用薩克森州福音教會在萊比錫舉行的教會大會，喚起人們對北京事件的關注。
人民警察和國家安全局對抗議活動進行了嚴厲鎮壓。他們多次逮捕參與各類行動的人員，並通過施加暴力來驅散示威。然而，與中國不同的是，儘管東德在驅散示威者時動用了暴力，但並未開槍。反對派所擔憂的「中國式解決方案」最終未在東德發生。

萊比錫公民運動檔案館 /  Karin Wieckhorst_Foto 035-001-056

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葬禮成為數萬名學生走上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契機；胡耀邦是一位支持改革的領導人。學生們要求言論自由，並希望就貪腐等問題進行公開對話。隨著抗議規模的擴大，大批北京市民也加入其中。然而，當局對這些訴求置若罔聞。5月，數百名抗議者開始絕食，李鵬總理不情願地與部分學生領袖進行了對話，改革派領袖趙紫陽也親赴天安門看望絕食學生，表達支持。此時，中共領導層內部發生路線鬥爭，最終由軍方領導人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占據上風，決定對抗議者動用武力，趙紫陽隨後被罷黜。1989年5月20日，李鵬總理宣佈北京進入戒嚴狀態。在北京市民的支援下，抗議者抵制了人民解放軍初期非武裝的進駐。1989年6月3日至4日的夜晚，坦克進駐天安門廣場，25萬名士兵被派遣，對抗議活動進行了徹底鎮壓。士兵向人群無差別開火，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具體死亡人數至今不詳，估計達數千人之多，大規模的鎮壓與迫害接踵而來。至今，中國仍嚴禁公開提及這場抗議運動及其記憶。

「民主女神」雕像面向毛澤東
Gettyimages

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中共執政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中國人自共產黨上台以來度過了最自由、最沒有恐懼的七個星期。但是，對待以學生為主導的和平抗議者要求民主、反腐、解除報禁黨禁等訴求，當局的回應是血腥鎮壓、無差別地殺害民衆。這場運動因此成為了很多人的政治啓蒙，八九一代對民主和自由的夢想和所做出的犧牲成爲中國人反抗暴政的珍貴遺產和力量來源。「六四」屠殺後，中共政權愈發的獨裁高壓。審查甚至已延伸到香港；在香港直至2019年曾連續三十年每年舉辦燭光悼念會，而多位香港民主人士因為2020年悼念「六四」集會而被判監禁。捍衛這場運動及屠殺的記憶、對抗審查和遺忘，一直是中國境內重要的公民不服從行為。這裡列舉的例子展示了中國政府如何鎮壓對六四屠殺遇難者的任何紀念活動。

人道中國，周鋒鎖

19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中國的公民抗爭持續不斷，包括：1998年的反對黨組黨運動、2003年起的公民維權運動、2008年的「零八憲章」運動、2012年起的南方街頭運動（封面圖片）及2012年起的新公民運動。除了公民維權運動在推動法治方面取得部分進展（如2003年廢除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廢除勞教制度），其他運動皆被鎮壓，領袖人物被判重刑，顯示中共對民間爭取政治權利的零容忍。習近平上臺後，中共強化對民眾的監控、政治洗腦及對公民社會的壓制，許多人權運動者、律師、記者、學者、公益團體人士、宗教領袖等人權活動人士遭到關押。這裡舉出的例子說明，儘管如此，中國的公民抗爭從未停止。

人道中國

Michael Heinisch-Kirch於1964年出生在法蘭克福（奧德河）。作為牧師的兒子，他在青年時期就遭到東德統一社會黨（SED）政權的歧視與排拒。Heinisch-Kirch拒絕加入東德的青年組織，也拒絕與國家安全部門（Stasi）合作，並且拒服兵役。1983年，他與Stefan Müller一起開始接受社會執事的培訓，並從事青少年工作。在1989/90年，他參與揭露地方選舉中的舞弊行為，並參與第二次佔領國家安全總部。自2004年起，Heinisch-Kirch加入了聯盟90/綠黨，並自2021年起擔任羅伯特·哈維曼（Robert Havemann）協會的主席。在天安門抗議運動期間，Heinisch-Kirch組織了聲援集會，並在柏林救世主教堂發起了「為中國暴力受害者的鼓聲禁食」活動。由於他的反政權活動，他遭受了強制措施，並被國家安全部門以「新教徒」的代號監視。

Stefan Müller於1966年出生在萊比錫。作為牧師的兒子，他拒絕加入東德的青年組織，也拒絕參加青年啟蒙禮。在學校期間，他佩戴了象徵和平運動的「化劍為犁」標誌。由於政治信仰的緣故，他無法自由選擇教育和職業，成為了比特費爾德（Bitterfeld）化學產業的一名鎖匠。1984年，Müller開始接受執事的培訓。作為拒服兵役圈的成員，自1987年起，他在柏林救世主教堂主持為拒服兵役者舉辦的禮拜儀式。1989年，他參與揭露地方選舉中的舞弊行為。在一次示威活動中，他被一名國家安全部門人員逮捕並受傷。其後，Müller仍然繼續他的反對活動。自1990年以來，他一直從事社會工作。1989年，Müller是試圖向中國大使遞交抗議信的示威者之一，他們被國家安全部門逮捕並罰款。Müller持續抗議對天安門抗議運動的血腥鎮壓。

Jeanne Grabner 1968年出生於柏林，自青少年時期起便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1983年，她加入波茨坦的反對派團體「團結大地」（tierra unida），專注於與尼加拉瓜的團結工作。在和平革命期間，「團結大地」在教會內外組織了大量活動，呼籲社會正義。柏林牆倒塌後的1989年，格拉布納在中美洲度過了數年，擔任非暴力護送員，幫助那些面臨政治迫害的人士。如今，她是非營利組織Schildkröte GmbH的執行董事，該組織致力於推動教育公平。1989年6月，格拉布納與她的「團結大地」同事們在波茨坦的救世主教堂舉辦了為期三天的「哀悼鼓」活動，這個活動受到柏林類似倡議的啟發，旨在紀念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受害者。1989年6月28日，她的母親、作家Sigrid Grabner寫了一首名為《我擊鼓》（Ich trommle）的詩，在活動期間每小時誦讀一次。當時柏林-布蘭登堡福音教會的首席會長Manfred Stolpe介入，阻止了警方對這次聚會的干預。

Evelyn Zupke於1962年出生在呂根島（Rügen）的賓茨（Binz）。她早年在學期間便逐漸發展出愈發批判政權的態度。她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於1985起通過遠程學習培訓成為一名在菲爾斯滕瓦爾德（Fürstenwalde）教會組織工作的治療教育者。1987年，她搬到柏林，在Stephanus-Stift的一家日托中心工作。Zupke積極參與了Weißensee和平圈，並在揭露1989年地方選舉中的舞弊行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以不同身份參與了1989/90年社會變革的塑造，例如在圓桌會議上或作為1990年3月18日人民議會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從1990年代中期起，她從事創傷諮詢工作。自2021年以來，她擔任聯邦議會東德統一社會黨（SED）專政制度受害者的聯邦專員。Zupke是Weißensee和平圈1989年6月5日發表聲明的簽署者之一，聲明中也譴責了軍隊對天安門抗議學生的暴力鎮壓。

Kathrin Mahler Walther於1970年出生於萊比錫。16歲時，她加入了萊比錫的草根反對派團體，並在公民課上質疑老師們所傳授的官方敘述，揭露了體制中的矛盾。這種批判性思維常常使她在學校受到排斥。然而，她在萊比錫的青年社群和人權工作組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夥伴，這裡可以公開討論政治問題，並且歡迎各種不同的思想。 1989年和平革命後，Mahler Walther在首屆民主選舉出的薩克森州議會工作，積極參與新政治格局的塑造。她至今仍作為當代見證者，積極參與政治教育工作，並於2019年在萊比錫和平革命30週年紀念活動上向75,000人發表演講。如今，她是一名社會學家，領導一家致力於促進民主和平等機會的非營利組織。1989年7月，當和平與人權團體被排除在新教教會大會之外時，她與其他活動家組織了一場「替代教會大會」。Mahler Walther的團隊通過展示寫有「民主」二字的中文橫幅，公開表達了對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受害者的聲援。然而，教會工作人員阻止他們在舞台上抗議，東德祕密警察沒收了橫幅。

吾爾開希於1968年出生在北京，為維吾爾族。他就讀於北京大學，是1989年4月中旬首批參與天安門抗議運動的學生之一，迅速成為最知名的學生領袖之一。他擔任北京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也是絕食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在電視轉播的政府與學生間談判會議中，他作為學生代表公開譴責中國總理李鵬。抗議活動被鎮壓後，吾爾開希被列為政府公佈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名單中第二名。他成功逃往法國，後前往美國。1996年，吾爾開希移居台灣，繼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制政權。儘管他多次嘗試自願被捕，但中國一再拒絕他返回的請求。